这是一件发生在1952年夏天的事，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。
那时候我在军队工作，地点在湖南长沙；李达先生任湖南大学校长，地点在长沙岳麓山，与我的驻地仅一江之隔。李达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哲学家、教育家，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，还是毛泽东的老战友、老朋友；至于我呢，只不过是一个在军队工作的青年人，一个小小的排级干部。二者，一个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，另一个是知识贫乏的小兵，加上两人又素不相识，因而我们之间的“代沟”是不言而喻的。那末，又怎么会有一段文字交往呢？
1951年10月30日，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李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
遇到了疑难问题 大胆向李达写信求教
1952年夏天，我因病住在湖南军区招待所，一边治病，一边疗养，我就有很多的闲暇时间，可以抓紧学习。一本名叫《哲学的学习与运用》(马特著)的小册子启发了我，按照这本书的提示，我拟定了一个哲学学习计划，从湖南省图书馆借了几本哲学著作，包括部分经典著作和阐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翻译著作，开始自学起来。但由于文化水平不高，理论基础不深，甚至连一些哲学名词都弄不懂，学起来很费劲，身边又没有老师可以请教，有时候简直就是硬着头皮去“啃”，生吞活剥，一知半解，似懂非懂。
正在这个时候，我从新华书店见到了1952年7月号《新建设》杂志（《新建设》杂志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办的学术刊物，是当时有全国影响的刊物之一——作者注）。上面刊载有李达的《矛盾论解说》第一部分。李达在《解说》中，结合许多具体事例，运用简洁明快的语言，对毛泽东的哲学著作《矛盾论》逐段地进行了解说和阐述，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，完全适合我这个初学者的口味，于是就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。这对我加深理解《矛盾论》和马列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，起了很大的启蒙和解惑的作用。
但在学习过程中，也遇到了一些理解不透或引起质疑的问题。其中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资产阶级能不能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问题。
李达在《矛盾论解说》中说：
“新国家成立以来，资产阶级曾经表示愿意遵守《共同纲领》，愿意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……他们对国家也曾作出了一些积极的贡献，但在另一方面，他们的剥削群众、不劳而食、损人利己、唯利是图、假公济私、投机取巧等思想，便发展起来成为五毒思想了。于是他们便违反《共同纲领》，反抗工人阶级的领导，更进一步要篡夺工人阶级领导权了。他们也懂得了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，便欺侮某些缺乏财经工作经验而犯了官僚主义的干部，诱引某些容易接受糖衣炮弹的在农村工作过的干部，并利用某些供他们收买的新干部和旧人员，使用‘拉过去’和‘派进来’的恶毒方法，向着党和政府机关进行猖狂的进攻，使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遭受了不可计量的损失。”
这段话是为了解释和论证毛泽东在《矛盾论》中所说的“外因是变化的条件，内因是变化的根据，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”这一原理而列举的一个实例，意在说明中国资产阶级背信弃义，通过“拉过去”和“派进来”的手法向党和政府机关猖狂进攻，来印证“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”的道理。
我读了他这一段话之后，反复思考，觉得李达在这里虽然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的“五毒”思想，但他在不经意之中却说出了资产阶级“也懂得了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”，我认为他实际上说了资产阶级也能利用唯物辩证法来攻击无产阶级。这在当时反对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政治氛围中，是不可思议的。于是，就这一问题，我大胆地给李达写了一封信，向他请教。
李达的回信极富说服力
过了不多久，我便收到了李达的回信，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认真回答。原信如下：
声宏同志：
来信中提起拙稿《矛盾论解说》中所说的资产阶级也懂得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一段话，你认为我好像说了资产阶级懂得了唯物辩证法，可以用来攻击无产阶级，而资产阶级是不能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。
的确，资产阶级是不能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。我那里只是说资产阶级用“拉过去”和“派进来”的方法向党和政府机关实行猖狂进攻，是合乎辩证法的。
《矛盾论》说：“辩证法的宇宙观，不论在中国，在欧洲，在古代就产生了。”又说：孙子兵法的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，魏征的“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”，都是合乎辩证法的。《水浒传》中合乎辩证法的例子很多。那些人都不是无产阶级。
辩证法是事物矛盾法则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。事物的矛盾法则是客观地存在着，是时时被人们反映的。所以辩证法的片断知识，是人人所具有的。从古以来，人们在生活中，经常地要解决问题。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，解决问题就是克服矛盾。许多克服矛盾的方法，都是合乎辩证法的。
古来许多统治阶级的哲学中，多含有辩证法的成份。这就说明无论什么阶级的人都能反映事物的矛盾法则的。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，便是统治阶级哲学的最高峰。
马克思所创造的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完整的世界观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。它为着无产阶级并专属于无产阶级。资产阶级决不能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。因为在唯物辩证法面前，一切剥削阶级都是要死亡的。资产阶级如果能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，那就是拿着武器自杀。资产阶级如果那便不是资产阶级了。这个道理，你来信已经触及，不多说了。
李达
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六日
李达的信是用毛笔竖写的，字迹工整、清秀，一丝不苟，显示了一个大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。
收到李达的回信，内心非常激动，反复阅读，仔细琢磨，感到他的回信，针对我所提出的疑问，把唯物辩证法的深奥道理，用生动明快的语言，讲得清清楚楚，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，切中要害，极富说服力。
李达又两次给我回信
经过几天的思考和领会，我于1952年9月1日给李达写了一封较长的回信，谈了我读完他的信之后的心得和体会，表达了感激之情。这封信发出之后，没有收到李达的回信。看来我和李达的文字交往，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，其实不然。
那时候，全国各条战线，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“三反”运动，军队也不例外。我所住的军区招待所，在上级派来的工作组领导下，也开展了“三反”运动。由于我入伍时间不长，又没有做过经济工作，所以一开始就吸收我参加调查组，并分配我对“审查对象”的经济问题进行了调查取证。在调查工作中，我运用毛主席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的原理，“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、由此及彼、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”，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，取得了工作和学习的双收益。我将在这一段调查活动中学习哲学的体会写信给李达。没有想到他很快又回了信。信中说：“你结合斗争实践学习哲学理论，在调查中运用《实践论》的原理，取得了成效，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，是学习理论的正确方法。希望你坚持下去。”这对我又是一次很大的激励。
运动快要结束时，我竟然异想天开，萌生了一个想法，希望通过李达介绍，去湖南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。那时我真是太天真了!由于幼稚，又由于上大学心切，所以不顾一切，冒冒失失地给李达写了一封信，表达了我的愿望。这可能给李达出了一道无法回答的难题，好几天没有收到回信，我又着急，又很后悔，不该这样冒昧从事。然而，有一天终于收到他的回信。信中说：“我校没有哲学系。你既然想去深造，何不请求部队领导保送你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呢？”我曾采纳李达先生的建议，向部队领导提出要求，由于没有指标，这个愿望暂时未能实现。
此后，我因工作调动，离开了长沙，而他也调到武汉大学当校长去了，从此和李达便失去了联系。我和李达的文字交往也就画上了句号。
李达的信对我的启发和鼓舞
我和李达的文字交往，时间不长，也只是短短的几封通信，但他的谆谆教诲对我日后的工作和学习，乃至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和发展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从那以后，我学哲学的兴趣丝毫没有减弱，我从学习毛主席的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以及李达对这两部哲学著作的“解说”开始，又坚持自学过多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，初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，为我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；而我上大学的梦想则更加强烈。到了1956年的1月，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，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做报告，号召青年人向科学进军。在这一号召下，我终于考进了南开大学，圆了我的大学梦。在较长的时间里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或工作或学习，我都没有忘记李达先生对我的教诲，而他给我写的几封信的原件，一直妥善地保存着，视若家珍。它随我走南闯北，激励我前进。然而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李达被打成“三反分子”，被迫害致死。那时我在南开大学任教，红卫兵时刻都有可能闯进居所抄家。一旦被查出我和“三反分子”李达有过一段文字交往，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。为了避免原件被抄走，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我曾将原件转移藏匿，但却不慎丢失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好在我接到李达的信的当时，曾将原文抄写在日记上，上面的引文就是从过去的日记上转抄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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